巴庫寧(1814-1876)生平介紹
青年時代
1814年5月8日，米歇爾･巴庫寧(Michel Bakounine）出生于俄國特維爾省（Tver）的一個叫普里阿姆基諾（Priamoukhino）的小地方。作為一個當時被人們稱為“小貴族”的家庭里的長子，他是在充滿田園般的純朴浪漫環境中長大的。按照父親希望他將來從事軍事生涯的意愿，他在14歲時被送到圣彼得堡炮兵學校。和其他年輕貴族兼帝國未來的軍官們一樣，青年巴庫寧那時的生活是無懮無慮的。但是他很快就對軍營失去了興趣，并試圖用各种辦法擺脫。不懈堅持几年后他如愿以償，但也為此連累他父親得罪了一些朋友。
他突然決定就讀莫斯科大學，并在那里認識了赫爾芩(Herzen)与奧伽雷夫(Ogarev)。這兩個人當時從圣彼得堡被流放到莫斯科。巴庫寧并不是課堂里的好學生，但他熱衷于德國哲學。假期來到時，他回到家鄉普里阿姆基諾，怀著一個目的：离開俄國，到德國去學習黑格爾理論。 最后赫爾靳解囊幫助他實現了這個計划。
時間到了1840年，巴庫寧現在已經二十六歲。 在柏林，他是維爾德(Werder)課堂上的常客。維爾德是當時黑格爾學派的主要代表人。就像那個時代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內的許多年輕哲學愛好者一樣，黑格爾理論對巴庫寧的影響是深刻的，它引導巴庫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在那時，他決定不再返回俄國。
他開始經常与民主圈子的人士密切來往，与此同時，沙皇的秘密警察也開始注意上了他。巴庫寧只能選擇离開德國。他先后輾轉瑞士和比利時，最后來到法國。
在巴黎，他結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并常常与德國和波蘭的流放人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后來認識了普魯東，他們很快就成了朋友。值得提醒的是普魯東府上在1845年那個時代几乎被視為全世界革命人士的“圣地”。巴庫寧深深被普魯東的理念所吸引。然而在接下來的几年中，巴庫寧唯一的活動似乎僅僅是廣泛地与巴黎各界民主人士討論。有一次他受波蘭年輕人的邀請在一個紀念波蘭革命的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巴庫寧的首次演說經歷。俄國大使對此馬上做出反應，法國政府在壓力下將他驅逐出境。于是，他來到了比利時。
街壘巷戰
時間已是1848年初。“二月革命”在巴黎爆發。 巴庫寧聞訊立即回到巴黎，并熱情投入到激昂的運動中。 集會、游行、街壘抗爭中都有他的影子。 在一篇刊登在“改良”雜志上的文章中，他寫道：歐洲大陸只要還有皇室的一點殘余，革命就會枯竭死亡。 在他看來所有國家都應該去除暴君。 他的這番話顯然特別指向斯拉夫國家而言。 接下來波蘭發生起義，他匆匆動身前往；起義被鎮壓下去時，他還在德國。 于是他改變行程來到布拉格，參加那里的一個奧地利斯拉夫人代表大會。 大會期間布拉格市狀況頻繁出現，并導致了持續五日的騷亂，最后大會代表們不得不撤离奧地利（當時布拉格位于奧匈帝國內）。
巴庫寧隨后來到德國的德雷斯頓(Dresden)，這里也出現了革命風潮。 巴庫寧自然加入并成為這個革命運動的主要成員。 可是和其他地方一樣，運動還是以反動勢力凱旋收場，他被投入監獄。 當局對他的審判拖了又拖。 直到1850年他被判處死刑，稍后改判終身強制勞動。奧地利和俄國都要求將他引渡。最后德國人把他交給奧地利，后者在1851年5月又將他引渡回俄國。
獄中
就這樣巴庫寧回到了他曾不愿再次見到的俄國，他被關在圣彼得堡的皮埃爾保羅城堡中。 在獄中他寫了一份著名的（對沙皇的）《自白書》。這是一份意義含糊曖昧的文件（當時他畢竟是一個原則上要在洞中度過余生的囚徒），巴庫寧的文字有時恭敬地向沙皇顯示某种對自己過往立場的悔過，有時卻熱情洋溢地描述參加起義的親身感受。 但是，在一封偷偷讓人轉給妹妹納提亞娜(Natiana)的信中，他卻毫不含糊地表達出他的真實思想和唯一愿望：他要重獲自由，再次投身到革命者的行動中去。
整整八年以后，巴庫寧被減刑為終身放逐西伯利亞。 1861年他從西伯利亞成功逃脫，并輾轉日本、三番市、紐約，終于在1861年底來到倫敦。
重返革命
巴庫寧很快就和1848年以前認識的革命人士重新取得聯系。這時起義在波蘭再次爆發。 很多志愿者組織起來試圖經過俄國水道輸送支援力量。 巴庫寧也加入了這一行動，他歷經惊險曲折，兩次赴瑞典，終于不得不放棄了這個解放斯拉夫人民的計划。
安那其
巴庫寧在巴黎安頓下來以前，曾在倫敦与馬克思有過一次會面。 到巴黎后在普魯東過世前不久他又与普魯東相見。 普魯東的理論對他來說一直最具吸引力。 巴庫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這時走入尾聲。 在与貴族世權決裂之后，巴庫寧對資產階級抱有的最后一點眷戀也行將破滅。 他終于成為一個反權威人士，或者按照普魯東的說法，一個安那其人。 他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國際博愛(La Fraternité Internationale)；為了發展几個同情革命的青年民主人士，他甚至加入他們所屬的共濟會組織(Franc-Maçonnerie)，一個傳統上的資產階級組織；他寫的《革命信仰》（“Catéchisme Révolutionnaire”〈這里請注意：不要与涅察耶夫(Netchaiev)的《革命者的信仰》混淆〉)，在某种意義上成為“國際博愛”的政綱。 在該文章中他宣傳社會主義，聯邦論，無神論，反軍國主義論等等，實質上更是他對安那其信念的一次公開宣言。
1876年巴庫寧赴日內瓦參加“和平与自由聯盟”代表大會（La Ligue de la paix et de la Liberté），被推選為常務委員會成員，負責策划行動計划。在這一階段，他寫下了論著《聯邦主義，社會主義与反對神學主義》，并結識了后來成為他思想傳人的詹姆士･季佑姆 (James Guillaume)。 巴庫寧按照“國際博愛”的模式成立了一個公開性組織：社會民主國際聯盟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主要以消除階級，爭取經濟和社會平等為目標。
1868年， 巴庫寧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際勞工聯合會”(L’AI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他進而要求將“社會民主國際聯盟”納入“國際勞工聯合會”。 開始該要求受到拒絕，后來還是獲得同意，但是以“聯盟”地方分會的名義被接納。
在“國際勞工聯合會”（后來的第一國際）內部，巴庫寧很快就与馬克思產生分歧。沖突原因遠不是簡單的個人矛盾，根本上是代表了兩种不同的革命的組織思想之間的對抗。 巴庫寧反對中央集權政府和對革命領袖的服從。 瑞士巴塞爾(Basel)大會上，巴庫寧代表的力量雖然得到加強，但兩派的斗爭在以后的日子里非但沒有中斷，而且將以各种形式愈演愈烈（包括啟用机密信件和傳單，誹謗和辱罵等等）。
這時，法國的拿破侖在普魯士被俾斯麥軍隊打敗。 共和國呼之欲出。 巴庫寧來到里昂，在法國革命人士的幫助下成功占領市政府以向市民“宣告取締國家壓迫”。 但是民眾并沒有准備好，也沒有響應這群革命人士的行動。 巴庫寧又一次不得不逃离脫身。 他在馬賽躲了一個月，繞道意大利來到法國汝拉山區(Jura) 与那里的朋友會合。 其間，巴黎公社爆發。雖然巴黎公社敗給了凡爾賽的對手們，但它讓巴庫寧從中看到：自己的許多理念已經被巴黎的無產者本能地接受。 他的重要著作《德意志專制帝國》(L’Empire Knoutogermanique) 就是在里昂公社和巴黎公社這段時間寫成的。
意大利民主党人士馬茲尼(Mazzini) 發表了對巴黎公社及社員的嚴厲批評，巴庫寧這時正在意大利，他立即在當地報章上對此作出一系列的回應。 巴庫寧在爭議中胜出，擴大了第一國際在意大利的影響。 在此同時，反對權威思想的影響也在“國際勞工聯盟”內部得到推進。 馬克思千方百計試圖阻止這一勢頭的進展。 經過無數的計謀操控与角逐（包括地點的選擇，代表團成員的選舉方式等等），結局終于在1872年的第一國際海牙大會上呈現：巴庫寧（沒能親自到會）和季佑姆被開除出“國際勞工聯盟”（其總部已經轉到紐約）。 接下來不到兩年時間，這個組織（僅剩下馬克思的追隨者）也完全消失 。
一直到1873年，巴庫寧留在汝拉地區同盟會。由于年紀體力關系，他后來推出該會。1874年他又參与意大利波倫亞（Bologna）一次市民起義的發動工作。 事實上他對起義的成功并不樂觀，但‘死在街壘戰地’是他一直以來的愿望。 起義計划后來被警方發現而流產。 面對強大的反動勢力，他又一次出走逃亡。
巴庫寧一生的最后兩年在遠离政治的環境中度過，有時在意大利，有時在瑞士。1876年7月1日，巴庫寧在瑞士伯爾尼(Berne)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