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二十一世紀的革命運動
葛雷白
古律貝西
2004年1月6日
我們越來越明確地相信革命運動時代並沒有結束。我們也日益清晰地注意到主導二十一世紀全球革命運動的思想源流將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重心，甚至偏離被狹義詮釋的社會主義理念，取而代之的將是安那其精神。
從東歐到阿根廷，從西雅圖到孟買，安那其觀點和原理正到處催生出新的理想和視野。這些新興的思想動向一般並不打出“安那其”的招牌,比如：自主論(Autonomism)，反權威主義(Anti-authoritarianism)，水平分工論(Horizontality)，薩巴提斯塔主義(Zapatismo)，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等等。不同名字後面表達的核心訴求卻往往明確而近似，就是要求分權治理(Decentralization)，提倡自願結社(Voluntary Association)、建立互助(Mutual Aid)和網絡合作關係(the Network Model)，歸結起來，就是徹底拋棄“目的正確等於手段正當”的邏輯以及以此理論為據推出的一切假說，至於“革命者首要任務是奪取政權然後以強權推行自己的社會理想”等類似主張應該廢棄則更是當然不在話下。總之，安那其的“在舊體制框架内部建構新社會”的理念作爲一種實踐指引正在變成影響當今“運動中的運動”的基本思想源泉，這些運動（本作者也是參與者）根本上都不再以爭取執政權為主要目標，而是把工作重心放在揭示政府統治運行機制的本質，爭取社會對其非合法性(delegitimizing)的認同，將其廢除瓦解(dismantling)，同時贏得社會内部最大的自主空間和管理參與度。
安那其思想在二十一世紀初再次得到社會響應有其明顯的客觀原因。最顯然的事實無疑是二十世紀發生的所有試圖以奪取執政權為手段擊敗資本主義的運動皆以徹底失敗告終以及造成得災難性後果。衆多革命志士漸漸認識到“革命”的來臨並非一定像啓示錄那樣場景莊嚴，或是一段閃電般橫掃“東宮”歷史的全球化再現；革命實際上是一個漫長的發生過程，人類歷史在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經歷這個過程當中度過（近期也順應時代步伐加快了節奏），正如這個過程紀錄下了無數激烈磅礴的對抗，它同樣也充滿了進取謀略與退避戰術，永遠不會有終結定論，多數安那其人士更覺得它不應該有終結定論。
認識到這一點雖然有些令人氣餒，卻也讓我們從中獲得一個莫大的安慰，因爲它意味著真切感受自由不再需要等到革命成功之後的那一天。美國當代最有影響的安那其傳媒the Crimethinc Collective這樣說過：“只有在革命時期自由才真實存在。而革命時期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零星短暫。”事實上，安那其把創建社會和諧與實踐真正民主視爲行動天則；從當下做起，首先將自身組織營建成（或者至少使它接近）理想的社會模型，包括未來自由社會的實際運作以及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這樣纔能保證我們的事業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嚴肅克己的革命者爲事業而願意放棄一切人生歡愉，可這樣建立起來的未來世界只能是一個肅穆寡歡的社會。
安那其一直都受到學界的忽視，因此以上提到的變化實況很少見諸於文字資料。（美國）知識界目前仍有數千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專家，公開認同安那其主義的學者則幾乎沒有。要解釋這個落差並非那麽簡單。其中一個原因顯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知識界歷來具有的某種親和力，這是安那其缺乏的：說起來，重要的社會運動體系中惟有馬克思主義是出自一位大學博士的思想傑作。提到安那其的歷史，這樣的描述往往屢見不鮮：它是一種與馬克思理論基本類似的論説；由十九世紀的幾位思想家創立（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等），曾影響過工人運動的興起，後來淪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並分裂成多個分散的派別組織，如此等等。
標準的權威詮釋通常則將安那其比作馬克思主義的可憐表親，“理論上帶有先天的幼稚與欠缺，但是，或許，它的長處是不乏關懷熱情與真誠”。這實在是附會牽強的比喻。安那其理論的“奠基者”們從來不認爲它是一項新發明。他們認爲互助、自願結社、議決權平等分享等等這些安那其基本原理承載了與人類一樣久遠的歷史；同樣，排斥國家、排斥任何形式的機構暴力、歧視以及威權操控（安那其的原意為沒有統治者），甚至提出這些統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密切關聯並相互強化作用，這一切也都是人類的古老傳統而並非理論上的奇創異擧，不過是人類思想進程的大勢所趨，它的意義並不是任何一個宏觀意識理論所能完全涵蓋的。
從某种層面上說它是一種信念，深信人的任何不負責任行爲都是權力本身造成的結果，以此來佐證權力的必要性根本是本末倒置。現實中它又好似一團縈繞不去的疑雲，提醒人們時刻警惕辨識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每一個強差人意或等級特權徵跡，挑戰它們的正當合法性，一旦證明不能坐實——通常都是這樣——便去採取行動加以制衡以使自由人權得到進一步延伸擴展。就像蘇非教徒認定蘇非教義(Sufism)代表了所有宗教的終極真理，安那其人確信安那其思想是一切政治意識形態背後自由意志的助推器。
馬克思主義旗下的各派都有創立人。如馬克思主義來自馬克思理論，列寧主義，毛主義，阿圖塞主義(Althusserianism)等也都是以各自創立人命名（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以國家元首開始的名單如何漸次延展成一系列法國教授的名字：拉康學説(Lacanians)、福柯學説(Foucauldians) 等等，這些學説後來也自成派別各恃一方，前後兩者似曾相識几近天然）。
相反，安那其内部的異派構成則多源自不同的組織理念或實踐模式，比如，安那其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ts)、安那其共產主義(Anarcho-Communists)、起義行動團(Insurrectionists)、共同綱領派 (Platformists)、自治合作派(Cooperativists)、工聯理事會派(Councilists)、個人主義派(Individualists)等等。
工作重點，組織型式和行動方法是區別安那其異派構成的標誌。這確實也一直是他們長期以來最多思考和爭論的主題。安那其主義者對整體戰略從未投以太大的興趣，也沒有像馬克思主義那樣重視研究“農民階級是否具備潛在的革命性？”（安那其認爲這個問題應該由農民自己決定）、“商品型式的本質”等等一些哲學問題。他們的思考與辯論主要集中在“什麽纔是真正民主的會議進行方式？”，“集體組織賦予民衆的權利極限應該划在哪一點上？何時才纔應該步入規範個人自由的區域？”，“‘首腦’是否一定是負面因素？”，或者是作爲反對黨的行爲操守，比如“什麽是直接行動？”，“謀殺政府首腦是否應該受到指控？”，“示威中的投石行爲在何種情況下應該得到認可？”等等。
不同之處還在於馬克思主義注重革命方針的思辨或分析，而安那其理論則以論述革命實踐中的行爲守則爲主(1)。由此產生的不同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系列優秀的常規理論，但認真貫徹這些理論的往往多是安那其主義者。
目前，安那其新老兩代之間存在著某種斷層：60和70年代政治氣候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老一代還沒能完全擺脫上個世紀形成的宗派觀，有的甚至仍然以它為行事原則；年輕一代則表現出強烈的本土化、女權、環保和社會批判等現代意識傾向。前者的組織形式主要是一些高度實體型的安那其傳統聯盟團體，如國際勞工聯合會(IWA)，（美洲）東北部共產主義安那其聯盟(NEFAC)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後者則集中以全球性社會運動網絡來組織運行，比如全球人民行動(People’s Global Action)(2)，它集合了從新西蘭的毛利人運動，印尼的漁業聯合會到加拿大郵務工人工會等歐洲與其它地區所有的安那其自治合作社團。後一種組織起初受到普遍輕視，但目前的規模已遠遠超過前者並已成爲主流力量。由於他們多時並不明示自己依存于無政府主義，這一事實不易引起人們的敏感和注意。實際情況是不少人認爲要堅決奉行安那其的“反對宗派信仰”(anti-sectarianism)與“開放結果”(open-endedness)原則，就應該將安那其的標簽也一併拒絕(3)。
盡管如此，綜觀當今安那其的各種言論與主張，歸結起來的共同中心主題無疑只有三項：反對國家主義(Statism)統制，反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提倡後喻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比如有意識地按照預設的世界觀來建構和組織社會）。用一位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安那其歷史學者的話來說，“努力的方向不僅要設想未來的意識形態，還包括預見未來世界本身”(4)。以上這些核心理念清晰地顯現在這批可以稱之為“新型安那其人”的每一項工作中，從各囯紛紛建立的合作社團，到空前活躍的獨立媒體Indymedia(5)，我們都能看到它的影子。遺憾的是，在有些國家，由於並存的兩代人之間仍然保持著非常有限的交往，響應的方式僅局限于相互參照仿效對方的做法。
有一种説法是新一代人投入到開闢新型行動模式的熱情遠遠超過對意識理念細節的爭論。例如，他們對培制新型決議程序問題予以高度的認真與重視，將其視爲開創民主文化替代形式的基本起點，就是這種熱誠的形象體現。最受注目的要數著名的“北美代言人理事會”(North American Spokescouncils)，這個組織的數千成員在沒有任何領導機制的情況下用共識決策的方法順利開展多個大型活動的協調運行。

其實，用“新型行動模式”形容這些活動並不貼切甚至略有誤導。新一代安那其的主要思想靈感之一是來自墨西哥恰帕斯省(Chiapas) 澤爾塔地區(Tzeltal)的薩巴提斯塔自治政府(Zapatista)以及當地講托羅巴語(Tojolobal)的印地安原住民社區。這一地區數千年來沿用的共識決策程序(consensus process)有效保障了婦女兒童的平等權利。自7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開始，在不斷抵抗60年代新左派引領的父權領導方式的過程中，“共識決策程序”思維在北美社會已經得到最廣泛的運用與接納。共識概念本身最先是從公誼會(Quakers,又稱貴格會)那裏借來的，按照公誼會的説法，他們則是受到依羅庫伊斯六族協盟(the Six Nations Iroquois Confederacy)以及其他北美土著民族傳統的啓發。
可是，共識概念也常常遭到曲解。往往有評論認定它會導致同一化壓抑局面的出現。對共識決策的運作過程進行過實地觀察的人一般都不會發表此類評論，至少他們見識過共識決策在方法恰當與經驗有素等有利條件下如何得以順利進行的實際情況（歐洲由於沒有這方面傳統，新近的實踐運行確有某些不成熟的表現）。其實，共識程序的操作前提是假設沒有一方可以或者應該説服另一方完全接受自己的意見，爲此，它的明確目標就是要制定出可以讓整體共同接受的行動方向。面對一項動議，大家不是以投票方式表決，而是反復討論協商、或刪除添改或改創立意，中間既有妥協也有整合，直至形成一個各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程序進行到最後即進入“共識認同”階段，屆時各方仍然可以以兩种方式作出反對：一種是所謂的“出列”，就是説“我不願意，我不參與但我也不會阻止大家去執行”；另一種是帶有否決性的“叫停”。只有當動議違反了某項基本原則或組織建設宗旨時才能提出“叫停”。就是說，相當於美國憲法中授權法庭對議會決議是否違憲作出判決，這項權力在這裡交託給了任何有勇氣站出來反對團組整體意志的個人（當然，對無原則叫停也預設了的挑戰機制）。
關於為確保“共識決策”有效貫徹所展開的各項細緻而又繁複驚人的實踐工作；大型團體採用的特殊運行方式；共識決策由下至上的實施過程事實上起到的強化民主作用；保障性別平等權利以及解決爭議的各項措施等等，我們還可以作長篇描述， 重要的是，相對於大家傳統上聯想到的民主，也就是歐洲與北美安那其前輩肯定的多數選票制度，或者阿根廷城市中產階級聯合會(Asambleas)採用的民主（雖然較激進的失業抗議組織Piqueteros多以共識原則行事，這一點很重要），直接民主型式是截然不同的新生事物。隨著各地運動的國際間交流越來越頻繁，隨著非洲，亞洲，大洋洲等傳統迥異的本地團體的相互合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關於重新定義民主的全球行動正在初露睨端，它力圖尋求的是民主的新概念，一种盡可能遠離當今世界大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式國會制度的新型社會機制。

這裡我們又遇上了同樣的問題，新的諧合精神很難從現有的安那其文字傳媒中充得到充分體現，因爲集中精力搞理論研究的通常還是那些遵循舊式宗派邏輯的人，他們對新型實踐模式興意闌珊。現代安那其主義依然充滿了矛盾與分裂。當年輕一代安那其人熱情吸取土著同盟的觀念和實踐經驗，積極將它們逐步納入自己的組織模式或新型社團的開發，我們看到的相關文字蹤跡卻在報道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ts)異派的興起，還說這是一群出名的好事者為了跳起爭端才提出要全面廢除工業文明，甚至說當中有些人還要廢除農業文明(6)。儘管如此，我們相信這種思維邏輯和時空落伍遲早有一天會讓位給一种更貼近“共識決策”精神的方法。
那麽新的諧合到底是什麽樣的？其實它的一些大體輪廓我們從運動本身就能辨識一二：堅持將反對權威的焦點不斷擴大；擁擧“整體控制觀”，放棄“階級消減論”，也就是説控制不僅指國家，還包括性別關係，不僅指經濟，還包括文化、生態、性愛以及涉及人類可以追求的所有自由，而每一項爭取除了必須瞄準權威關係這條主綫，還要廣泛徵詢與掌握各類不同的意見與觀點。
按照這個思路，它既不呼喚物質生産的無止境發展也不迎合技術中性論。但它並不詆毀技術本身，相反，它鼓勵對各項適當有益的現代技術的通曉與運用。它不反對機構或政治本身，相反，它要保持與那些恢復活力的同盟者之間的既定合作原則與溝通機制，同時也要努力促進新型社會機構與政治活動模式的開發創新，包括新的會議形式、決策程序與協調手段。同時，它也不否定改革本身，相反，它致力於非改良主義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s)的規劃及其成功推行，關注廣大基層民衆的直接訴求並爭取改善他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當前急需與未來福利，最終實現整體社會的變革(7)。
當然理論必須跟上現實的步伐。現代安那其要高度落實必須顧及到三個層面：運動成員個人，團體組織以及學術研究。當前的問題是不少安那其知識界人士希望擺脫陳舊的先鋒隊觀念（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陰影對基進知識分子世界的影響依然非常頑固），但他們還難以確定自己的新角色。安那其需要反省。可是應該如何反省？顯然的現成答案似乎是不要訓導師教，不要獨斷專行，甚至不要想到自己是教師，而是去努力傾聽、探索和發現。用幽默反諷或淺顯易懂的描述來表達某個深層邏輯，這本身就是一種基進的改革實踐。要有一種爲運動成員服務的精神，為他們提供信息，或揭露展示僞裝在看似客觀的權威言論表面下的主流精英的真實目的和利益，而不是硬推給大家這個那個新術語新觀點，實際上用的還是新瓶裝塵酒的老一套方法思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楚認識到理論鬥爭應有的重要地位。許多人已經提出，相對過去克魯泡特金或邵可侶或里德(Herbert Read)的時代，當前安那其運動的主要弱點之一就是忽視了象徵與遠見的意義，從而導致了對理論效力的輕視。如何將人種文化學研究引向烏托邦的理想認識觀，最好是多元化的理想觀？難怪在美國最能吸引號召新成員的安那其人物是一些科幻作品的女權作家如Starhawk 或Ursula K. LeGuin (8)。
這一現狀已進入初步改善中。安那其人開始注意從其他比較重視理論指導的社會運動中汲取經驗，吸收與安那其理念相近的兄弟團體的思想主張。比如説參與經濟(Participatory Economics 或簡稱Parecon)，它在經濟領域充分體現了安那其理念，同時又是對傳統安那其經濟觀的補充和修正。提倡參與經濟的學者認爲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三個主要階級社群，而不是兩個：除了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還有一個專事管理與控制勞工活動的“協調”階級。這部分人包括維持控制體系的管理階層、專業顧問及智囊人員，主任工程師和會計師等等。由於掌握了知識、技術和社會關係的相對壟斷，他們需要維護自己的現有地位。所以，經濟學專家以及從事相關研究的工作人員一直在探索某种能夠從體制上有效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新經濟模式。如今安那其顯然已成爲革命性思想研發的中心，越來越多的新經濟模式倡導者，即使沒有明確亮牌入列，至少也紛紛強調指出他們的理念與安那其思想具有共通之處(9)。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安那其政治理念的發展進程中。當今時代，傳統安那其主義已跨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障礙。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制度理論方面一直還是空白。安那其各派往往又專注于發展各自專項領域内的社會組織制度，更不用説各制度相互之間的明顯不同。但從整體上説安那其正朝著被自由主義者稱爲“被動自由”(negative freedoms)的方向發展,也即“擺脫某項束縛獲得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而不是具體“進行某意志行爲的自由”(freedom to)。之所以如此選擇主要是爲了更突出地體現安那其對於多元化、思想包容以及創新精神的承諾。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也造成了專注于小型組織制度建設而不思超越升華，以爲只要循著同樣的方法，大型的、機構繁複的組織模式有一天自然會產生。
也有例外的情況。蒲魯東曾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自由意志社會如何運行的全面藍圖(10)。雖然今天被普遍視爲一個敗筆，但它指出了如何在此基礎上加以完善的路向，比如“北美社會生態學者”(Social Ecologists)提出了“自由地方自治主義”(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某些領域的研究開發業已取得長足進展，比如參與經濟學者關注的如何平衡勞工控制（worker’s control-emphasized）原則的問題，還有社會生態主義人士重視的直接民主制度(11)。
但是，衆多的空白仍有待我們去填補：對於現行憲制中的立法機關、法庭、警察及其上下行政設置，什麽是安那其的全套的建設性替代方案？應以何種方式向社會輸送包括立法、執法、監控調整和鞏固機制在内的整體政治理念，如何展現它在各個領域都能以非權威方式得到切實有效地實施進行，既指明長遠目標又對改變現行選舉、立法、執法、司法制度等衆多政策抉擇直接給出答案？ 對此，安那其顯然不會有統一的方針。新型安那其運動圈内的共識一般認爲應該集思廣益發動各方提供具體的意見方案。恰帕斯和阿根廷等地的一些不斷壯大的地方自治組織已經和正在進行多項實際的社會實驗；新近成立的“地球替代方案網絡”(Planetary Alternatives Network)和“資本主義制度後世論壇”(Life After Capitalism Forum)等安那其學者或行動組織正積極努力地搜集整理經濟和政治領域替代體制的成功案例，這些都證明了起步工程已經開始。它必定還需經歷漫長的過程。可是今天，安那其的世紀不也才剛剛揭開它的扉頁？ （完）
* 作者：葛雷白(David Graeber)現任美國耶魯大學助教，政治活動家；古律貝西(Andrej Grubacic) 是南斯拉夫歷史學者和社會評論作家。倆人都活躍於“地球替代方案網絡”。
1）這並不是說安那其是反理論的。它或許不需要我們今天理解意義上的高深理論。但它肯定不需要一個唯一標準的安那其高深理論，因爲它對安那其精神是完全有害的。我們傾向于主張一種更多體現安那其決策程序理念的理論，就是説在理論層面上接受多元化的需要，僅僅對一些得到共識的責任和見解作理論的提升整合。它的目的是尋求能夠加強各方之間合作的切實可行的計劃，而不是旨在證明別人的觀點爲何根本錯誤。理論某些時候無法比較度量並不代表它就沒有必要存在，更不代表它就不能起到相互強化的作用，就好象不同的個人有其獨特而互不可比的世界觀，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成爲朋友或情人或一起工作。相對于高深理論，安那其更需要的或許可以叫做“淺顯理論”：一套對付工作中遇到的真切實際問題的方法。
2）要了解更多有關“全球人民行動”的歷史，讀者可以參考“We are Everywhere: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Global Anti-capitalism”, edited by Notes from Nowhere, London: Verso 2003.，或瀏覽該組織網站：www.agp.org
3）David Graeber,"New Anarchists ", New left Review 13, January - February 2002
4）Diego Abad de Santillan寫的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berg Publishers 1937。
5）要了解更多關於Global Indymedia project, 請瀏覽：www.indymedia.org
6）Jason McQuinn, "Why I am not a Primitivist", Anarchy :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printemps/été 2001,
或瀏覽安那其網站 www.anarchymag.org
或參閲John Zerzan, Future Primitive & Other Essays, Autonomedia, 1994.
7）Andrej Grubacic, Towards an Another Anarchism, in: Sen, Jai, Anita Anand, Arturo Escobar and Peter Waterman,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gainst all Empires, New Delhi: Viveka 2004.
8）Starhawk, Webs of Power: Notes from Global Uprising, San Francisco 2002.
或瀏覽www.starhawk.org
9）Albert, Michael,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Verso, 2003. 建議瀏覽www.parecon.org
10）Avineri, Shlom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1）The Murray Bookchin Reader, edited by Janet Biehl, London: Cassell 1997.
建議瀏覽www.social-ecology.org
12）讀者可以從以下網站了解更多有關“資本主義制度後世論壇”的信息：https://zcomm.org/lacsit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