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貧困，貧困的經濟學
作者：Ronald Creagh
“繼（巴庫寧）之後，最傑出的共產主義思想家當屬自成一派的P∙A∙克魯泡特金(1842-1921)。除了思想研究上不容忽視的成就，他的社會法則學説也有一定價值，然此“一定價值”卻足以將其排除於我們的報告之外。當然，在經濟與政治思想的歷史領域（而不是研究領域），他與巴庫寧都是重要的傑出人物。”
——摘自熊彼特《經濟研究史》（J.A.Schumpeter）
世界上有兩種經濟模式。一種建構於資本積累之上，自新石器時代起出現。若把人類的全部歷史比作24小時，那麽它僅佔據最後5分鐘的時間（1）。另一種是非資本積累的生存模式，在24個小時中每一刻都有它的存在，譬如，恰帕斯(Chiapas)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土著居民，北美的因紐特人，歐洲的茨岡人，非洲的貝督因人。雖然處處遭到滅殺，但這些沒有國家的民族今天依然生活在世界上。
在西方人看來，後者的存在無非代表一種貧困經濟學現象，與無數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生自滅的其他窮人沒有什麽不同。如今，資本主義以勝利者的姿態斷言，只要打開國家大門，實現全球化商品自由流通，貧困問題可以無需理會。
身爲此論說的代言人，經濟學家晉升為科研專業人士，自1968年起享受到諾貝爾獎的榮譽表彰。該獎項實際上是由某家銀行出資增設，標榜授予對人類福祉有貢獻的人士。某些獲獎“專家”更執掌了經濟實權，譬如，只要聯邦儲備銀行的一班管理高層以多數票通過表決，就能讓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在一年内上升20%。同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操控衆多國家的經濟政策。經濟學者猶如醫生，到處開業，各界人士都去請求他們的處方意見。可是，與醫生不一樣的是，他們永遠沒有因為錯誤診斷而受到法律追究。成千上萬的經濟學家就是在這樣前提下維護著這種或那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相較之下，安那其思想雖然被列入公認的 “經典”，支持者卻數不出兩個手掌。有關文字著作得不到《國富論》般的高貴禮遇，甚至還不及《資本論》。簡而言之，安那其的經濟理念陷於“窮途末路”的境地。
然而，今天我卻斗膽要把這兩種方法做個比較。我要盡可能清晰地理出雙方的要點，需要時借助史實説明有關背景，同時避免對理論作過於細節的分析，雖然詳細分析很有意義，可惜不能用一篇文章的篇幅說完道盡。我的觀點是，自由意志主義的種種實踐之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導致專門的經濟學説出現，是因爲他們拒絕把經濟問題抽離出社會關係的整體觀察去單獨加以討論。
經濟學的基礎與本質
自從古希臘人為“家庭管理术”取名为oikonomikos，人類走過了一條多麼漫長的道路！今天，社会已遠離父系家長式的經濟模式，走入了世界市場一體化。我們惟有通過歷史、學説觀點、文字講稿，把握其中的演變過程。
一，概念與學説的建立
如此巨大的變遷經歷了多個世紀的時間跨度。過去的思想方法每每通過經濟學家的努力得以代代傳承，即使時過境遷，其影響卻持久深遠。重商主義出現後，這種情形發生了深刻轉型。重商主義理念標誌著封建時代進入君主集權統治，斷然遺棄了中世紀道德規約，財富不僅變成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並與權力聯係起來，而且納入了國家利益的範疇。當時的重農自然學派（physiocrate）也不否認經濟對於國家的重要意義。此即蒙克萊田(Antoine de Montchrétien)發明“政治經濟學”名詞的背景。
重商主義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表現特徵，但其基本思路不外乎追求財富積累，也即不惜以貿易或戰爭爭奪貴金屬，結果導致了人類關係的雙重傾覆：
首先，在此之前，貨物具有交流機制的功能，既提供了謀生手段，又明確規定出每個人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母親做飯時投入的是她對家人全部的愛，父親如果是種地的，他會全神貫注於不同的自然現象。在歐洲，每逢宗教節慶，人們走在以行業為單位的遊行隊陣中，臉上洋溢著自豪。簡而言之，貨品的生産與消費賦予了社會生活以某种意義。

重商主義興起後，上述種種功能土崩瓦解。重商主義注重金錢、交換價值與利潤，主宰和控制了整個社會運行。“貨物變成一種宰制、剝削以至人身依附的工具。”（2） 重商主義的控制慾後來甚至超出了理論上的預期。譬如，在19世紀，英國由於對茶葉的内需激增，大量資金流向中國。為求得貿易平衡，大不列顛遂向中華帝國輸出鴉片，培養出萬千癮君子。到1839年，更不惜投入戰爭以推進這項非法貿易（3）。可以說，大英女皇當時就是英國最大的商販。
其次，從海外奪取貴金屬——因爲貴金屬就是財富——演變成一場沒有輸贏的角逐。因爲一方所得等於另一方所失，循的是所謂的競技邏輯，其實該邏輯也是導致殖民主義和許多戰爭的部分原因。當一種經濟教義把財富放置於經濟活動的目標終點，把交換變成社會關係的依附控制，把觸角伸向國家以至全球，此時，它就成了一只潘多拉盒，形形色色的觀點與爭議從裏面紛紛冒出：個人利益與市場利益的對立理論（亞當斯密），地租、資本及勞動的產權理論（李嘉圖），人口增長與需求層次論（馬爾薩斯），資源與收入的分配論（穆勒John Stuart Mill），生産與需求理論（邊際學派Marginalists）, 階級鬥爭論（馬克思），私人與公共利益理論（制度論），長短期理論（馬歇爾），薪金與價格理論（凱恩斯），私人企業與國家干預理論等等等等。
由於顛倒了風險與利潤的關係，優先考慮利潤，然後才是風險，挑戰冒險行為愈演愈烈也就不是偶然，而是制度本身規定的結果(4)。即使認識到資本積累是文明衝突的根源也爲時已晚，整個機制向全球的蠶食擴張猶如洪水決隄，非但嚴重衝垮了經濟生態，而且將人際關係步步逼向敵對的死角。
上述有關研究區域範疇的轉變一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最後，資本主義制度成了唯一的研究對象。
二，維護權力的理論工具
經濟學的應用領域也發生了改變：從家族財產管理擴展到國家，進而走向全球。在此過程中，經濟不僅為自己披上了科學的外衣，更把它改製成了一件聖袍。
經濟學的教學課程中引入了數學，從此圍上一道科學光環。計量經濟學尤其如此，說實在，這門課遠不及汽車機械製造原理來得實用，無非是推崇科學萬能至上、也即迷信就事論事的表現。可是，社會現象從來都不是單純孤立的存在，視乎觀察者的搜集整理，而一切認識首先又都是意念的產物。無視這一點就迴避了關鍵問題。譬如，研究角度爲何優先對準私有企業以及影響它的元素上？正如安那其哲學家Stephan Pearl Andrews做過的形象描述，經濟學家坐井觀天，只看見目光所及之物，不問其餘，將視野局限於資本主義的方寸地盤，圍繞它做些維護或批評。所以，經濟學變成了目光短淺的作坊式人種研究，忽視把手頭上的“事實資料”全部放回到歷史災變中的特定位置上去觀察，也就偏離了人本或科學精神。正如托馬斯∙孔恩(Thomas Kuhn)所說，某些基本觀點之所以被接受，不光因爲論説本身具有嚴密性與創意，還因爲它符合利益驅使，比如有利於獲得政府資助。
經濟學家以全球管理專家自居，因而重蹈了中世紀經濟學混淆實然(positif)與應然(normatif）的傳統覆轍，並擁抱共同教父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教義。他們成了總督大管家，扮演佈道神父，宣揚現代版的“救世主降臨說”甚至“千禧天主現世親治說”（5）。光是預言全球未來局勢的角色已不能令其滿足，他們還要改變世界。
其輝煌盛勢在“峰會”期間達到頂點，但它所等待的奇妙歡呼並未如期出現，聲勢浩大的反抗示威已將它拉下神壇。可是，世界依然由經濟操控，一如之前它曾被採集狩獵、神話迷信或藝術所主宰。展示權威的不再是金字塔、教堂、清真寺、或埃菲爾鐵塔等讚美偉大科技的公共建築或紀念碑，而是高聳於城市之上的金融或商業大樓。金融和工業巨頭掌管著五大洲四大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或歐盟等經濟機構——歐盟難道還具有其他功能嗎？——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或“國際勞工局”等國際政治組織。
影響控治也伸展到思想領域。獎項、作品、工作不再反映社會活動，而成了符號。網上理財就是有力證明，無形交易的運行僅僅依據資訊信息，與實際經濟中的貨物與服務完全脫鈎。購買“實物”（如電影票、洗衣機）時，每歐元花銷當中至少有三成付給了股市或私人保險業，而後者的價格浮動隨行就市。就這樣，互助保險的投資經紀人生活在符號的世界裏，看不到自己行爲帶來的失業、兒童死亡或某個國家的經濟貧困等後果；同樣，軍人在扔下光亮潔淨的炸彈時，看到的也只是屏幕上的效果。就這樣，人文時代的道德規範、世界觀、甚至社會結構都變了形走了樣。“倫理價值”世界等於受巨頭管理的市場世界，人類生存於其中淪爲一場活力角逐，他們像“資源”一樣被評估，以“生活水準” 也即實際收入的概念接受調查分析以及上下等級的排列。
與行爲規範有關的概念僅僅是：資源、分配、優勢、利潤、財富。商人式的計算侵蝕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底層社會的贈與必須有反饋，假期被納入管理項目，娛樂成了經濟活動。正如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說，非經濟因素只是旁枝末節。經濟的全面入侵還傳遞出包攬一切甚至唯我天下獨尊的霸氣。首先，它不能容忍其他不同系統與之並存，比如先其存在並維持至今的其他交換機制。其次是唯歐洲的世界認識是尊，排斥當地理念及不同文化。最後，它也是“全盤經濟化”之欲望動因導致的結果。
該理論本質上包含了摧毀其他言論和其他來之不易的社會成果的意向，例如，中產階級普遍認爲應該區分公共與私人領域，按照這個理念，選擇食品屬於個人或家庭範疇，因而基因改造之類的科技應該受到質疑。文化在知識領域佔據顯著地位，可是，爲了分享些許殘羹剩飯，知識分子助纣为虐，以致根植於文化的思想世界也被污染改造。無怪乎最新輿論把資訊開發當作新的財富資源大肆宣傳。為維護跨國公司的利益，無論是電子信息還是脫氧核糖核酸（DNA），所有一切都要納入專利與版權。可見，金融和企業界並不滿足於深入操控意識形態領域（6），他們正進一步索要完全霸佔它的權利，以便最終把它變成真金白銀，在此之前，最好先把水或陽光等其它初級原料也佔為己有。
最後，經濟學的專制性還體現在排斥一切異己。一切非市場性因素都不在其研究視線之内，比如家庭中的烹飪或兒童培養等私人生活領域或不可計量的行爲。在有關稅務的經濟辯論中，誰關心過它對婦女的工作會帶來什麽影響？體制外的事物也被經濟學推到一邊，比如，被資本主義抛棄的邊緣群體、黑社會、逃稅天堂、黑市等另類行業。孤立個人的理性選擇模式禁錮了人的大部分思考能力，以致抗辯的聲音絲毫沒有產生的空間。以市場化的眼光看，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沒有任何價值。然而，就算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它還是無力勝任，因爲，它所管理的資源並非取之不盡，責任問題遲早要浮出水面。
總之，經濟學是一種自以爲普世真理的話語方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