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安那其人士聚集一堂，討論組建全國性的安那其-工團同盟(Confederation of Anarcho-Syndicalists, 簡稱KAS)，這是俄羅斯60年以來第一個真正的安那其組織。會議以默哀開場，表示對所有已故同志的敬意。接下來的開幕詞這樣說道：“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60年來我們首次規劃在蘇聯建立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的機構。我們處在一個具有深厚自由意志(Libertarian) 傳統的國家，產生過巴枯甯，克魯泡特金和托洛斯基等響亮的名字。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在十月革命曾經是一支相當重要的社會力量，它被打垮，不是因為自身脆弱，而是由恐怖鎮壓導致。今天我們要重新開始。”
大會議程首先從建立基本意識形態平臺以及組織大綱著手。對於應該採用那個理論學派的問題，這些年輕的俄羅斯人面臨很多的選擇。其中之一即是安那其共產主義(Anarcho-communism)。這個學派除了有關先鋒隊和國際共產革命的概念（先鋒隊與反對權威專制原則背道相斥，國際共產不可能則因為國家不容也不可能消亡），在其他方面則基本認同並宣揚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模式。這一學派最後被否決掉，原因是它與馬克思主義聯繫太緊密，而且當時已有蘇聯面臨分裂消亡的現實。關於西方安那其在1970-80年代聯合環保力量建立起多種聯盟的形式，多數俄羅斯人當時並不瞭解，所以在1989年也不在他們的考量之列。安那其-工團主義於是成為意識形態方面的一個最現實的選擇。有意思的是巴庫甯和克魯泡特金兩人對安那其工團主義都不曾有過提倡。但它卻不僅是1936-1937年間著名的西班牙“全國勞動同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Works 簡稱CNT)背後的強有力思想動力，而且還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全世界最強大的安那其運動。
在組織架構上，1989年第一屆代表大會決定採用相對鬆散的個人和團體成員組成。各個地方組織在行動上完全自主，並僅在宣傳的意義上以全國性組織的成員出現。這屆大會的代表來自30多個不同的俄國城市。會議結束時發表的首份KAS公報直接向戈巴契夫提出請願，抗議政府拘捕安那其同志以及使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
1989年是蘇聯激進政治力量活動頻繁的一年。安那其人利用開放政策帶來的契機，在國內發生的多起大型的抗議活動中都作了積極參與。KAS的機關刊物《村社》（Obshchina）89年1月發行第一期時賣出200份；到同年9月，該刊物的發行量已躍進到3萬多份。他們沒有號召人們起來革命，而是把重心放在為工人謀取基本利益和支援國際團結行動上。年輕的俄羅斯安那其積極支持第三世界的左翼活動。根據KAS的創建者之一也是國際組織部負責人茲沃馬(Mikhail Tsvoma) 的介紹，KAS認為發展國際團結活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ivism) 是自己的責任之一，而且幾乎是目前唯一還在積極推動這方面工作的組織。比如他們到天安門廣場與中國學生一起行動，到美國使館附近抗議他們轟炸其他國家等。
KAS認同以罷工為政治手段的理念。安那其工團運動相信通過組織罷工工潮掀開革命的序幕，不走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路線。據他們說，89年夏天的煤礦工人罷工成功迫使最高蘇維埃通過了改善煤礦工人工作和生活條件的608號法令。所以他們認為，雖然這類活動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卻是最有可能實現的未來方向，因為它恰好宣揚了安那其工團主義的理想：用勞工的直接行動達到政治和生活水準的進步。
KAS在1990年1月遇到重大的理論性挑戰。當時立陶宛民族主義高漲，出現了當地人民走上街頭宣佈自權獨立和脫離蘇聯。事件引起激烈的爭論。安那其傳統上對民族主義運動持不反對的態度，但也沒有明確支持立場。原因是安那其自視為一個全球性群體(Global Community)，並認為國家是人為的產物，僅起到疏離和分化各地民眾的作用，有礙於他們的團結。一年後立陶宛發生暴力事件，蘇聯時局也起了變化。蘇軍試圖攻佔維爾紐斯（Vilnius立陶宛地名）電視臺時遇到了當地人民的反抗，戰鬥中有14人死亡，更多人受傷。一星期後，10萬多民眾遊行示威，強烈反對蘇維埃的暴力鎮壓。KAS積極利用這個機會，很快發表聲明回應立陶宛保衛自由的行動：“我們支持立陶宛人民堅決爭取獨立的鬥爭，並希望他們的現行政府-蘇聯阻止這場鬥爭的企圖徹底失敗。不要帝國！要民族自由和自願結合！你們的自由和我們的自由萬歲！” 蘇聯解體的過程中，KAS支援過多個原成員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
除了民族主義問題，KAS的另一個政策體現在主張參與地區選舉和爭取合法黨派地位。KAS在蘇聯體制下是一個非法組織。1990年3月24-25日舉行的第二屆代表大會在關於尋求政府認可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內部分歧。34個地區中有19個派出了代表出席大會，雖以多數代表投票贊成而被大會基本接受，但還是遇到了主要來自基輔的少數反對派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對安那其傳統理念的背棄，不少人撤離會場表示抗議。這屆大會的另一個非常舉動是決定支持自由派和其他左翼黨派在地方政府的選舉。對此他們的正式立場是抵制全國性選舉，而非地方性選舉。
KAS主要負責人伊薩埃夫(Andrei Isaev)是這樣理解安那其主義的：應該提倡一個現實主義的安那其運動，而不能局限於烏托邦。“我們不搞烏托邦，我們承認過渡時期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目前我們為實際政權轉移到中央和地方而努力。” 第二屆KAS代表大會提出的口號是：“一切權力歸大眾，不歸政黨。” 不久以後就有幾個KAS成員成功當選進入湯姆斯克（Thomsk)和卡爾高輔(Kharkov)地區政府。雖然這些職位沒能有力影響到所在地區的立法，但是安那其組織倡揚選舉或參政卻是鮮見發生的事。唯一的先例要追溯到西班牙內戰中的“全國勞動同盟”（即CNT見上文）。CNT在控制了海港城市巴賽隆納一年以後，為了在全國範圍內擴大影響，於1937年接受加入西班牙內戰政府。事後許多人認為這一舉動是導致他們從政壇上敗北的一個主要原因。
國際安那其會議1990年4月在義大利特裏斯特(Trieste)召開，俄羅斯安那其人士第一次有機會與西方的同志進行接觸。會議由“義大利安那其聯合會”(Italian Anarchist Federation 簡稱FAI)發起組織，它是自1907年阿姆斯特丹聚會以來東西歐安那其的首次重逢。
東歐和西歐兩大安那其政營間存在著深刻的理念分歧，從如何看待選舉、民族主義和市場經濟，到使用的革命話語，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現今西方的革命宣傳與俄國十月革命前幾乎沒有分別，安那其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派至今仍然使用“階級鬥爭”或“勞工起義”等概念和語言。當會議討論到如何宣傳鼓動階級鬥爭問題時，來自俄羅斯的一位代表發言表示：“鼓吹階級鬥爭等於在鼓動內戰”。 分歧顯而易見，但瞭解它卻非常重要，因為安那其理念的建立一向以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為導向，從來沒有從挑戰社會主義制度的視角展開思路，而共產黨執政的蘇聯政府一直自稱代表勞動階級的利益。這種情況下，東歐的反對黨或批評社會主義制度團體必須創造一套新的宣傳語言和觀念，才能有效喚起民眾的共鳴。在東歐國家，聲稱代表勞動大眾利益或者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的人，都被自動視為集權制度的支持者。正如海金考克(Andrew Hedgencock)所說：“對東歐人民來說，‘階級鬥爭’這個詞語帶有特定的情感色彩，它喚起人們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恐怖回憶：勞改，清洗，五年計劃等等。” 就這樣，1990年開始新名詞漸漸不斷出現，比如黑色團組(Black Bloc,示威小組),反權威主義者(Anti-authoritarian,安那其人士)，自由意志-社會主義(Libertarian-socialism,安那其主義)，全球化(Globalization,帝國主義)，後自由主義(Capitalism，資本主義)。
KAS組織和廣義安那其活動在90年代走入俄羅斯主流世界。多名KAS代表在電視臺多個節目上出現，如俄國新聞節目Vzgliad。有一次列寧格勒電視臺的一個辯論節目同台邀請了4位安那其人士參加，結果收視率飆升，達到3千5百萬。最高蘇維埃主席魯基雅諾夫(Anatoly Lukyanov)在1991年說過：“安那其是蘇聯要認真對付的一股政治力量”。這句話當然不是對安那其運動的讚揚，而是出於對面臨解體的政治制度的批評，他也反映了安那其運動在解體前夕的蘇聯政治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情況。
初為俄羅斯安那其組織的KAS在1991年以後卻慢慢分裂成十幾個小型團體，包括：
– “革命安那其聯盟”(Fed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ts, 簡稱 FRAN)，
– “西伯利亞勞動同盟”(Siberian Confederation of Labor, 簡稱SKT)，
– 烏克蘭的“安那其工團革命同盟”(Revolutionary Confederation of Anarcho-Syndicalists, 簡稱KRAS, 它是“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的分會，讀者不要把它與KAS 混淆 )，
– “安那其運動協會”(Association of Anarchists Movements, 簡稱ADA)，
– “特維爾安那其-工團同盟”(Tver Confederation of Anarcho-Syndicalists, 簡稱TKAS)。
還有其他幾個與東正教，環保，學生或勞工等團體合作而成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重心主要針對主流文化，音樂，藝術或文學流派，而不是組織工人或廣義的政治活動。
1993年10月政變後才幾天，葉利欽新政府就著手展開壓制反對派的一系列措施。10月4日政府宣佈司法部的決定，將一長串名單的各類組織定性為非法團體，根據是這些帶有“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的組織在政變中支援國會。名單中有法西斯主義的“俄國聯合”(Russian National Unity)，也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黨”(Party of Labour)。但是，曾公開效忠于盧茲考伊(Rutskoi)和支持國會的“公民聯合會”(Civic Union)並沒有遭到非法定性。而“安那其-工團同盟”(KAS)卻“有幸”和“帶有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的組織一樣榜上有名。它對正忙於應付內部分歧和資源缺乏的年輕的俄羅斯安那其運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葉利欽的上臺標誌著俄羅斯國內政局偏向保守。事實上，包括安那其在內的俄羅斯激進左翼團體在進入葉利欽領導下的民主政體以後，政治上不再享有戈巴契夫執政以及蘇聯解體前的自由和寬鬆，他們重新受到政府的限制和監視。
1990年代中後期的俄羅斯安那其運動表現出的特徵是越來越偏離政治，成為青年文化和學院成就的某種結合體。1997年，由法國和澳大利亞贊助，以塞奇(Victor Serge)命名的安那其圖書館在莫斯科正式開放。1998年“西伯利亞勞動同盟”(SKT,見上文)成員投身“俄羅斯鐵路大戰”並積極參與鐵路工人罷工。到2000年SKT已經組建起十個工會，該組織除了兼職律師和會計師沒有全職工作人員。2000年9月SKT成功組織了一個國際工會運動研討會，來自俄羅斯自由工會（教師工會），以及十多個歐洲和美洲的代表出席了會議。
結語
著名哲學家巴庫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名字將俄羅斯的歷史與安那其運動緊密相連。如本文所述，安那其在蘇維埃時期遭到了覆滅性痛擊，但它沒有滅亡，到1980年代末被俄羅斯年輕一代又重新找回。這個誕生於莫斯科師範學院的新生兒不能稱之為一個強大有力的社會現象，但它在俄羅斯政壇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今天千百萬人能夠有機會瞭解安那其的哲學理念，接受它的感召；在它的激勵下發生並由數以千計活動人士熱情參與的種種事件，這些都是我們衡量它的份量的秤砣。
雖然1989年以來出現的各個安那其團體僅僅是俄羅斯主流世界以外的邊緣力量，但我們不能就此排除它影響俄羅斯將來的可能性。他們今天的處境與一百年前的布爾什維克人相比並不更差。今天，俄羅斯的年輕一代已將共產主義視為歷史而拋棄，對於安那其成為俄羅斯未來的主導革命理念，我們沒有理由懷疑。